亚洲纪录片周刊第28期

Intellectual Property, 是IP的缩写，译为知识产权，原来是资本界的术语，在互联网公司强势进入影视行业的背景下，IP也变成了一个时代热词站在商业和资本的角度进行考量，它的内涵已经有了无限的外延，其意义已经发展为“可供多维度开发的文化产业产品”。  现在，IP是指那些具有关注度高、影响力大且可以被再生产、再创造的创意性知识产权。目前，IP一词广泛活跃在影视行业中，为影视作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IP的存在方式有很多，可以是一部作品，一个人物，一个地点，甚至是一个概念。

作品IP

传统的作品IP往往是第一季成功播出后收获了一定热度，进而制作第二季第三季作品。如《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大热，在海内外观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纪录片商业化转型的成功典范，从此“舌尖”变成了一种IP，之后《舌尖二》《舌尖三》的广告费近亿元，这是其他纪录片中未出现过的现象，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舌尖系列又与电商合作，利用已有的IP影响力在网络平台买卖片中美食，打通了线上线下的边界，进一步发挥“舌尖”IP价值。

文旅IP

在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利用文化杠杆撬动旅游资源，谋求发展，不仅是明智之举，更是大势所趋。中央新影国际传媒拍摄的《嘉陵江》、《千里乌江画廊》等纪录片，是以纪录片为载体，充分运用全媒体思维，跨媒体行动，将江河这一地域概念，转化成为旅游品牌的文旅大IP。在此之前拍摄的《新三峡》就完成了“一部纪录片的产业化试验”，弥补了纪录片在商业价值上的不足，是纪录片高质量与商业化完美结合的一次成功探索。

地点IP

地点IP的最强代表则是故宫，早在2005年央视已打造《故宫》纪录片，2012年《故宫100》微纪录片推陈出新继续讲述古老的故事，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从文物修复的全新视角解读文化，从而引发起一阵“故宫”热潮。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的北京故宫，在国际纪录片舞台同样具有极强的IP影响力，早在1998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故宫至宝》，走访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2007年《探秘紫禁城》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2017年BBC第四频道拍摄《紫禁城的秘密》，向世界讲述东方的建筑奇观。

概念IP

目前国产纪录片中最热门的概念IP是“传统文化”，近年来在广电总局的要求和引导下，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成为影视节目的主要价值导向，纪实影像作为记录真实的载体更能够承托弘扬文化的使命，而“文化”向来都是纪录片生产的重要内容，在互联网与新媒体的结合之下，一系列文化类纪录片迅速走红，《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掀起了“故宫热”，《了不起的匠人》《如果国宝会说话》《本草中华》《黄帝内经》《寻找手艺》等作品分别以不同的器物为载体，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样获得不俗的收视效果。

纪录片的IP化发展，追其根本是纪录片追求商业化发展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内容质量是第一要素，纪录片商业化的探寻要拿捏好度，《舌尖3》播出后遭到群嘲，网友认为砸了《舌尖》的招牌，植入广告的痕迹也过于明显，这更加说明无论以何种形式实现商业价值，观众对作品质量的要求从未下降，创新才是纪录片发展的根本所在。

部分内容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名言。也是小编在看过《拾穗者》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感受。

作品简介

这是一部用DV拍摄的低成本纪录片，但由于其实验性和艺术性，在两年多时间里横扫各大电影节，获得30个奖，算是一个奇迹。

导演是享有“新浪潮之母”美誉的阿涅斯·瓦尔达。74岁的瓦尔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拍了48年电影，数这部影片得奖最多。我在这把年纪获得的奖项大多是对我的终生事业所做的评价。”

一幅画引发的创作动机

《拾穗者》这部纪录片的拍摄灵感来自一幅画。这幅画是法国19世纪著名画家米勒的作品《拾穗者》，画面描绘了三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农民弯腰拾麦穗的场景。该作品被认为歌颂了农民劳动的艰辛与崇高，创造了农民的典型形象，表现了质朴的情感。

这幅画启发了导演，她开始思考……

什么是拾穗者？

为什么要捡呢？

哪里能拍到这些人？

她很快联想到捡破烂的人。为此，她请来了律师现场说法，为捡垃圾的人寻找法理依据。

在瓦尔达看来，形形色色的拾荒者大致分为三类：“有些人拾荒是因为他们被生活所迫，有些人拾荒是因为他们是艺术家，有些人拾荒只是因为他们单纯的喜欢。”导演从这三个方面找到了相应的人进行跟踪拍摄。

导演就是一个喜欢拾荒的人，下面这些都是她捡来的：

捡来的心形马铃薯

捡来的钟表，没有时针，象征着时间的静止，这个创意与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相似。

在创作过程中，74岁的瓦尔依然保持童心、做了很多充满童趣的事。她的镜头灵动且富有创意。让人不得不感叹“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柯文思导演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宣传海报

“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她是善良的天使”——英国纪录片导演柯文思近年来屡屡将镜头定格于中国，而他的新作片名《善良的天使》，也正合于柯文思30余年来的“中国印象”。“在西方我们会说‘玫瑰般的未来’，我认为中国会拥有一个美好乐观的未来。”柯文思的中国情结让人印象颇深。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解读中国工作室承办的“记录美好时代”融媒体传播活动中，笔者有幸接触到这位从事纪录片创作40多年、拍摄足迹遍及世界80多个国家、两次获得奥斯卡奖、坐拥16座艾美奖的知名导演。

柯文思导演

“我窥见了一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非凡文明”

柯文思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1年。当时这位年轻的英国电影导演刚入职美国广播公司不久，因公司计划拍摄一部关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发展变化的纪录片，他被选派去中国进行调研踩点。

据柯文思回忆，那时外国记者们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大清早总能听到长安街上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这个画面听起来可能有点老掉牙了，不过当年看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骑着飞鸽自行车去上班，确实很震撼。”

那之后，柯文思从北京前往中国各地，在四川的偏远村落、长江和黄河沿岸走访，夜晚则宿于招待所、农民或商贩家中，甚至驳船的甲板上。为了给影片勘景，他与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打交道，也一次次“被中国人民勤劳、坚韧和乐观的天性深深打动”。

然而意外的是，柯文思的片子还未成形，中美两国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他被告知拍摄将进入“无限期的暂停”。但柯文思与中国的缘分显然未湮没于此——“我窥见了一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非凡文明，这些都让我对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我想有一天我一定会再回来。”

在这份“回归”的期许做出30多年后，已先后在86个国家执掌影片拍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柯文思终于心愿得偿，回到中国来执导一部关于中美关系的纪录电影——《善良的天使》。

影片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其与周恩来总理关于中美差异的对话开场，集聚了中美乃至全球学者、政要对中美关系的观点态度；柯文思的镜头同时也纳入了一群不断努力跨越两国地域与文化差异的双方普通民众，包括农民、工人、教育工作者、企业家、电影人等社会各界人士的身影。

“如今这片土地充满了乐观和机遇”

在《善良的天使》拍摄之初，柯文思团队预估影片可在18个月内完成，“但当我们开始调研寻找人物、故事、拍摄地点的时候，就发现一年半不够”。事实上，这部影片的完成最终用了5年时间，也成了柯文思职业生涯中拍摄“周期最长、最复杂、也是最惊艳”的一部。

为何当下讲述中国故事要如此精雕细琢？

就柯文思的切身感受而言，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然是一个“全球性大国”，换言之，中国无处不在。

再次来华，柯文思表示：“如今这片土地充满了乐观和机遇，到处都能见到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各色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车水马龙处处皆是，自行车铃声也早已被汽车喇叭声取代。”

“中国正在走向复兴。”因此，在5年的拍摄过程中，为了全面讲述“中国复兴的故事”，柯文思和他的团队在中美两国之外，也去了世界其他地方——欧洲、非洲、中东等，深入采访探讨中国发展之源。

除了外拓拍摄空间，影片加入普通民众的讲述也成了其一大特色。“电影主题就是展望中美关系，但是不仅是通过政治家和专家的视角，还通过普通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待两国的关系。”

在拍摄过程中，柯文思洞察到中美两国民众间明显的信息不对等状态。“我们越是倾听普通民众的讲述，就越意识到普通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程度，要远远高于普通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在掌镜人看来，这要归功于美国流行文化的强大输出力，它的音乐、电影、电视剧、新闻及文学让人们充分了解到美国的亮点和缺点。

也正基于此，纪录片的拍摄所起到的“平衡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理解赤字’”的作用就日益迫切：“我们常会害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这很自然。但在地缘政治领域，恐惧和不信任可以将我们迅速带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要让世界明白，中国的发展并非意味着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衰退，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看到中国在这40年来获取的成就。”

“在与中国合作的长路上，人人都将从中受益”

柯文思认为，如今的媒体人有着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的使命与责任。

当被问及30多年来前后两次中国行的观感，柯文思直言：“1981年我常见到营养不良的小孩、贫困的家庭。而今天，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和改善，仅仅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就应该很自豪。”当然，“敬佩中国”的理由远不止于此。

真正令柯文思疑惑的是，中国发展得这么好，“世界上其他国家知道吗？”

3年前他在纽约采访一位原驻华美国记者，这位年轻人提及，作为一名外来记者，他对在华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并客观地反映在他的新闻报道中。然而这位美国记者很快发现，美国没有媒体愿意发表他的文章。

由此，柯文思得出了中国不能仅赖于旁人来讲述自身故事的结论。“中国需要主动为自己发声，大胆地向世界展示中国，通过讲述打动人心的故事来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当世界意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超过我们的不同之处的时候，我相信那些对于中国的恐惧和怀疑，会被对中国的尊重和敬佩所代替。”

如今，在致力于讲述中国复兴之路的同时，柯文思也注意到世界各处的“中国风”正悄然兴起。譬如他的出生地英国，就已开设了汉语课，不失为“了解中国的标志”；他也留意到，赴中国旅游观光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去往其他国家的华人也日益增多。“现在欧洲的巴黎、慕尼黑、威尼斯、罗马，无论我去哪里，都能看到中国人。”

柯文思认为，随着更多的人来到中国，见证中国的发展，一切“恐惧、焦虑与误解”都在渐渐消除。

“中国拥有璀璨的文化，我们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在与中国合作的长路上，人人都将从中受益。”

文章转自人民日报

今天小编跟大家分享一部柯文思导演的纪录短片《6号楼女士：音乐拯救生命》。

作品简介

影片讲述了一个真实的能够启发人生、激荡心灵的故事。109岁的爱丽丝·赫兹·索默尔是世界上最年长的钢琴家，她也是一名二战中犹太人大屠杀的幸运者。影片中爱丽丝分享她能够如此长寿和幸福的原因，向人们展示了音乐、笑容以及乐观主义心态的重要性。该片获得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

Alice Sommer是一名钢琴家，她对于音乐的态度、对于苦难的态度、对于人生的态度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对于音乐的态度

她的整个世界就是音乐，对于音乐以外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

对于苦难的态度

当一个德国记者来采访她的时候，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问道：“我们是否得到您的允许进入您的房间，您不恨我们吗？”

对于人生的态度

一个爽朗的笑声，就是人生的全部。

就凭这一点，柯文思就是一个大师级的导演。对于人物的塑造、对于人生的概括是如此的精准、凝练。